8月19日上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对这起因恶意诉讼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宣判，驳回电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的上诉，维持原判。根据一审判决，张某需赔偿科技公司25万余元。

是专利维权，还是商业打击？

科技公司与电子公司经营范围都涉及生产、销售高清监控摄像产品，彼此互为竞争对手。

2017年6月27日，科技公司一纸诉状递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上海知产法院），指出电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在一年前提起的一起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诉讼，是借专利维权之名，行商业打击之实，造成了科技公司经营受损，现起诉要求张某赔偿科技公司100万元损失，电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切都得从五年前说起。2014年1月，电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监控摄像机（S421C）”的外观设计专利，并于当年6月获得授权。

2016年1月，张某以专利权人身份，向上海知产法院起诉，称科技公司淘宝网天猫店销售的1200线摄像头，与她的专利构成相同，侵害了其外观设计专利权，要求科技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

立案后，张某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当年2月，法院依其申请冻结了科技公司银行账户、支付宝账户内的资金共计1000万元。

在该起诉讼中，科技公司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公证书。公证书显示，搜狐视频、中安网文章配图、淘宝网销售记录中的相关科技公司产品，与1200线摄像头外观完全相同，其上传、发布、成交的时间分别为2013年3月、9月、10月，均早于涉案专利申请日2014年1月9日。据此，科技公司提出现有设计抗辩。

所谓现有设计，即指专利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在专利侵权纠纷中，如果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则其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2016年6月，科技公司以存在现有设计为由，针对涉案专利，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提起无效宣告请求。9月，专利复审委作出审查决定，宣告该专利权全部无效。

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摄像头产品构成近似设计，鉴于科技公司的现有设计抗辩成立，其销售1200线摄像头的行为不构成专利侵权，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法院一审驳回了张某诉讼请求，并解除了前述财产保全。

案中案带出疑点

案件宣判后，科技公司在翻阅2014年的一起商业诋毁案时，发现了新的疑点。

2014年4月，电子公司曾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商业诋毁之诉，认为科技公司操纵淘宝网上的三个会员账号，捏造事实、恶意诋毁电子公司商业信誉，损害其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决科技公司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并赔偿相关损失。

原来，在2013年12月，会员名为“田凤豺”“习再便”“许坞井”的三位买家，先后在电子公司淘宝网天猫店，购买了421C摄像机，并先后留下“技术直接叼我说打扰他吃饭时间”“电话给他们一个姓刘的老板，语气蛮横，好不在乎”等差评。

法院经审理认为，前述三个会员账号与科技公司在登录淘宝帐户时的IP地址均是动态IP地址。由于动态IP地址是运营商随机分配的，不同帐户登录网络时可能使用相同的动态IP地址。因此，即使三个会员账号与科技公司的动态IP地址出现过偶尔一致，也不能绝对地得出他们之间有关联，更无法直接得出科技公司操纵三个会员账号的结论。电子公司指控科技公司实施商业诋毁行为没有证据支持，法院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该案的证据显示，2013年12月，421C摄像机已经在淘宝网公开销售，说明张某的外观设计专利在专利申请日2014年1月9日之前已经公开，也就不符合授予外观设计专利的新颖性条件了。

明知外观设计已经公开，仍申请专利，并以此专利恶意提起诉讼，还申请财产保全，这不是借专利维权之名，行商业打击之实吗？科技公司一怒之下，将电子公司及张某诉至法院。

证人汤某出庭作证

“张某恶意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致使科技公司资金周转困难，销量锐减，经营困难……”科技公司认为，张某应赔偿其损失，鉴于张某提起恶意诉讼的费用均由电子公司支付，其违法行为的受益方也是电子公司，故电子公司也应连带赔偿。

张某和电子公司则辩解，在提起专利侵权诉讼以及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涉案专利一直处于有效状态，张某不存在主观恶意。涉案专利在先公开，张某作为权利人并不知情，不构成恶意申请专利。至于电子公司，既不是专利侵权案当事人，与张某也不存在财产混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庭审中，经张某和电子公司申请，该公司前员工汤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汤某称，在临近2013年双11的时候，也就是专利申请日前，因自己的工作疏忽，将网店原先产品销售链接图片换成了421C摄像机图片。

同时，张某还提交了相关病历卡、出院记录等证据，提出商业诋毁案审理期间，自己在外地待产、分娩、照顾新生儿，亦不可能了解到此案中421C摄像机在先销售等情况。

2018年12月27日，上海知产法院一审宣判，张某构成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其申请财产保全的行为具有过错，造成了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法院判决张某赔偿科技公司25万余元，驳回科技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2019年2月22日，张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高院提起上诉。

上诉期间，张某坚持认为，一审法院不认可汤某的证言内容，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不认可病历卡、出院记录等证据的关联性，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另外，她提出此前诉讼中自己提出1000万元索赔金额，是根据相关产品的单价、销量、行业通常利润率计算产品获利所得，具有合理性，其不存在主观恶意和过错。

科技公司则表示，汤某的证言不可信，张某提交的病历卡、出院记录等证据也不可信，无法否定她作为公司高管，明知或应知发起商业诋毁案和专利侵权案的行为及相应法律责任。

上海高院对该案二审宣判，判决驳回张某的上诉，维持原判。